从1990年起大量从事音乐创作，迄今在中央、省级发表歌曲近二百首，影视音乐盒带多部。代表作：《雾里看花》、《万事如意》、《今晚我们相识》、《为我加油》、《带着月光上路》、《追缘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。
　　曾获1994年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“最佳作曲家奖”；
　　　　1994—1997各省级排行榜数十次“十大金曲奖”；
　　　　1995年上海东方电视台“中国最佳作曲、编曲奖”；
　　　　1996年香港“叱咤风云最受观众喜爱奖”；
　　　　1992年香港“NHN十大金曲奖”；
　　　　1997年香港“龙虎榜”；
　　　　1996年度、1997年度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歌曲一等奖（全国最高奖）”
　　等近50个全国性及省级奖项。

　　1973年，孙川的父母从西藏调回北京，他们带回了一大推78转的唱片，孙川听着都觉耳熟：克莱斯勒的小提琴曲、贝多芬的奏鸣曲……孙川说妈妈我好像在哪都听过？妈妈觉得不可思议，突然间恍然大悟道：是在妈妈妈肚子里听过？担任小提琴演奏员的妈妈整个十月怀胎都呆在西藏，高原的花开了三季，树绿了三季，唱机上的唱片也旋转了三个季节。五十年代末，部队文工团进京演出，儿子降生在四川，职名孙川。

　　孙川一两岁时和姐姐落户在北京。他从太平桥洁茹托儿所进入玉泉山下的“六一”幼儿园，再进入有“贵族学校”之称的育英小学。在这些条件优越的环境里，他不知自然灾害吃糠咽菜的苦涩，幼儿园下午那顿英国式午茶，使他品尝的是牛奶和小点心的甜腻。唯一的粗粮白薯，给了他新鲜美味的口感。每次吃白薯，他都要扮演一个强盗，他旁边的女同学手中的白薯都会被他劫掠，而每次分给他的牛奶，他又都全部倒给身边的女同学。坏孩子和好孩子，他乐此不疲地交替扮演着这两个角色。

　　在幼儿园他喜欢画画，随心所欲地东摹西画，但他得不到家庭的培养。7岁时，他开始阅读长篇小说，《黎族之鹰》、《欧阳海之歌》看得他荡气回肠；到中学开始读托尔斯泰的三部长篇、巴尔扎克的《人间喜剧》……到高三又深深地迷恋哲学书籍。
　　在西南军区工作的父母从1953年进藏到1973年出藏，奉献20年，这期间儿子已长成15、6岁的少年。但儿子一直过着或集体或独自来往的生活，他没有家庭概念，没有具体父母之爱，不懂人情世故，这一段空白造成的淡漠永远无法抹去，这曾给青年孙川一种创痛，给他的成长带来负面的影响和情绪。

　　孙川对8个样板戏倒背如流，在文工团的干校，这个北京来的孩子竟当起了老师。干校排《沙家浜》爸爸拉京胡，妈妈唱阿庆嫂，其他角色都由小孙川来教。大家说这是“孙家班子”。不只是京剧，器乐作品《白毛女》、《红色娘子军》他也能倒背如流。叔叔阿姨夸这孩子的音乐记忆力真好。上中学时，他常常把学校宣传队的手风琴提出来拉个没完。没任何人教，不知怎么在拉手风琴中把简谱学会了。拉《少女波尔卡》、《牧民歌唱毛主席》，没有任何人告诉他怎么拉，他就会了。他拉得发狂，心里很痛快，两只手都拉得腱鞘囊肿，直到前几年肿才消下去。

　　初中毕业，孙川应该留在北京，虽然那时毕业生还大规模地到北京郊区插队，但孙川依然是符合留城条件令人羡慕的一个。但他认为当时的青年人羡慕有一个固定工作，为结婚准备多少条腿的家俱和置办“三转一响”是无聊和庸俗的。恰好有一位同志要到延安去插队，这理想主义的选择和他一拍即合。一天早上，孙川偷出了户口本，来到天坛南里派出所。人家问你们家里同意了吗？他说我们家同意了。上午9点之前他把户口转完了，回到家里妈妈正在刷牙。儿子说，妈，我把户口转到陕北了。妈妈瞪大了眼睛，露出吃惊的表情。在张思德烧炭的地方甘泉县，孙川看到的与爸爸原来给他灌输的那些正面的东西完全不同，山区农民的生活非常落后，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也不像爸爸说的那样。干了几个月的农活孙川就吃不消了，他当起了放羊倌，放羊的时候他一手拿着《反杜林论》，一手拿着《和声学》，坐在黄土坡上，头上是蓝莹莹的天，这是孙川知
青生活一年中最美的画面。

　　下乡第二年，孙川参加了恢复高考后第一年的考试，交卷之后已成竹在胸，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北大图书馆系，第二志愿是西安音乐学院。艺术院校提前招生，因为通知晚了，为赶到延安面试，他走了80里的夜路。西安音乐学院优先孙取了这位命中注定和音乐结缘的青年。由于他天生的好听觉，到第二年级就免修视唱练耳。

　　又是三年，在北京长大的孙川常想回到北京的那种文化氛围，他太想回北京了，这时他才知道有考研究生这条途径。当别人去争进京演出、参加调演这份荣誉时，他悄悄闪到一边学习外语。大学毕业分配工作时他跟同学说过，多则10年，少则5年，我肯定能回到北京。可是三年后，他花了5元报名费，报在缪天瑞这位六、七十年代在音乐专业基础理论界堪称泰斗的老师名下，并在70多位考生中一举夺魁。多少年以后，他都以为许许多多人都和他一样靠个人奋斗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

　　上研究生的第二年，刮起了“西北风”，中国流行歌曲开始起步。孙川注意到了这个变化，这一年他接触到了录音棚。导师不同意他注意力的转向，严肃音乐对流行音乐侧目相看。但寒窗苦读这三年，中国最早一批流行音乐人已火火地上路了。
　　研究生毕业，孙川或分到中国艺术研究院或分到“大百科全书”这两个都是要坐班的单位。他想搞创作，能让他写东西、不坐班是最好的。他拿起电话本挨个打去，不知打到文化部哪个团，对方说你话说得这么溜，是不是都打好些了？是。不过我不是分不出去，我不愿坐班、搞理论，愿意到文艺团体。那位好心人说，文化部文艺团体都超编，不可能再要人了。你试试产业团如何？孙川又翻开电话本，在“产业团”这一页，全总文工团排在第一位。电话拨过去时快5点了，一位分管业务一般不上班的副团长拿起电话，听孙川做了自我介绍，“您拿着东西来吧”。来时正赶上全总搞一个大的晚会，两礼拜后孙川正式上班了。
　　他至今感谢北京电视台的殷雪妮导演和丁百之导演。前者对他信任和青睐，把他推荐给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杨光，使他创作的《今晚我们相识》的主题歌成为北京老百姓喜欢的一首歌，成为他的成名作。后者用人不拘一格，’95年中秋晚会上，他站在苏州桥上的那首独唱，至今还有人会认出他来，哎，你就是在桥上唱歌的那位吧！

　　1993年，孙川为中央二台商标法晚会创作的《雾里看花》播出之后，他拿着一个小白板磁带送到北京音乐台，他们很单纯地播了。播出8周，无数个电话和三千封信使孙川受到了莫大的鼓舞。95年中央电视台把《雾里看花》拍成MTV，又对它的流
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。这首歌显示了孙川的才华和勇气。未创作出《雾里看花》这前，孙川是惶惶然的，几年过去了，他虽然又写出《踏雪寻梅》、《追缘》、《孔雀东南飞》等受欢迎的好歌，但在老百姓自愿接受的程度上没有超过《雾里看花》，于是他又惶惶然了。他认为其中很大的原因不在个人。如果中国是一个法制健全，版税制度健全的国家，他可以不靠不喜欢的新作品的稿费谋生，而是靠成功的作品的版税生活，去一年磨一歌，十年磨一歌，写想写的音乐剧和影视音乐。